杨国英:制度竞争力才是制造业重塑的关键

作者: admin 分类: 房产 发布时间: 2019-06-08 11:26

中国资本热衷海外并购,中国本土制造企业也在积极“走出去”。今年10月,我国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福耀集团在美国莫瑞恩投资6亿美元建设的汽车玻璃工厂正式投产。据福耀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地政府至少向其补贴了3000多万美元。

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提出“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美国制造业的投资环境因此持续改善,而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为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倾向于对依赖海外生产的美国本土企业“恩威并施”,在招商引资方面也有意向优秀的外来企业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补贴。受此影响,苹果公司正在考虑将中国的代工工厂搬回美国,追随苹果的台湾代工企业富士康已经开始评估在美国建厂的可能性。

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企业投资美国,足以引起我们对中国制造的担忧。“中国制造”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是全球化的产物,而全球化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的存在,就制造业而言,一般认为,美国的比较优势是技术创新,对应高端制造业,而中低端制造业仰赖的廉价劳动力则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如今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尽管在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目前仍是中国的数倍,但美国在能源价格、税收政策、制度环境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这一优势足以抵消部分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

另一方面,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带来的新的产业革命机遇面前,传统的中低端制造业也会被智能化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原来需要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将由机器取代,这意味着现在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未来将不成为优势,而美国的技术优势、制度优势对于制造业企业将更具吸引力。从每万名制造业工人占有的机器人数量来看,中国大概是30台,美国约100台,美国占据压倒性优势。另据报道,尽管目前美国制造业产量已接近2007年之前的水平,但却有大约150万人的职位被新技术和自动化所取代。因此,制造业回流美国,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并非单纯想要创造一些就业那么简单,更有可能意在引领新一轮制造业革命。

和美国相比,我国制造业最大的成本在于制度成本。从成本结构上讲,美国制造业的人力成本占整个生产运营成本的四成多,但在水、电、天然气、地皮、运输、资金、税收等企业负担的成本上,均明显低于中国,特朗普政府若出台一系列基于复兴美国制造业的优惠政策,中美制造业综合成本的差距还将被进一步弥合。中国制造业的上述劣势,无论是能源成本,还是税收成本以及其他隐性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制度成本。在制度成本上,中国的劣势一直以来都比较明显,随着中美制造业竞争加剧,在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可仰赖的情况下,这块短板能否补齐,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竞争的最终结果。

我们的水、电、天然气、地皮等生产要素价格偏高,主要是因为其定价机制中的行政力量大于市场力量,因此我们看到,煤炭价格低迷时,电价却没有相应下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物流企业却经常选择绕道以逃避偏高的过路费,对这些领域来说,推进市场化改革、理顺定价机制就是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最好的手段。此外,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负担远比美国更高,对企业家的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所依赖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可提升空间,这些都会削弱中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进而弱化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当下,除了仍然存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余年的经验积累、良好的产业配套,乃至庞大的消费市场和雄厚的资本积累,都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优势。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将有赖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保护企业各种产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配套,只有过硬的制度竞争力,才能维持并增强中国制造在全球制造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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